杰西·杰克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独特贡献

本周，我前往芝加哥，参加为期两天的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 1984年和1988年具有历史意义的总统竞选活动。我应邀就他对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独特贡献发表演讲。

让杰克逊与众不同的不仅仅是他是一名竞选总统的黑人候选人。而是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杰克逊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他成长于美国黑人意识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民权运动创造了自我解放的强大动力。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政治组织促使有影响力的立法得以通过，促进公民权利、开放住房和投票权。杰克逊的竞选活动试图在这些成功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选民登记和动员上。

1984年，他的目标是大幅增加南部和北部城市的黑人选民数量，为黑人候选人赢得州和地方选举的前景奠定基础。几年内，他的工作取得了成果，黑人候选人在纽约、新泽西、俄亥俄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关键竞选中获胜。他的努力还使民主党在南方各州赢得了六个参议院席位，使他们在1987年控制了参议院。这些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黑人选民投票率的增加。

当我陪着他时，我发现他在开罗、科威特或耶路撒冷就像在芝加哥附近一样自在

杰克逊在塑造外交政策讨论方面的作用同样重要。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再一次把杰克逊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

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冷战之中，这对许多美国黑人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越南战争及其后果迫在眉睫。这场战争不仅不成比例地夺走了贫穷的年轻黑人的生命，他们比富裕的年轻白人更无法获得服兵役的延期。这场战争还转移了政治注意力，耗尽了执行民权和反贫困计划的资源，而这些正是民权运动努力实现的目标。

这个时代也是由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反殖民、“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出现所定义的。

这些国际发展对塑造年轻黑人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国内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与海外争取自由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它唤醒了他们的全球意识，这种意识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运动，包括对非洲根源和遗产的拥抱。

虽然一些黑人领袖仍然狭隘地关注国内的民权问题，但其他人则全面投入文化民族主义和反殖民斗争。杰克逊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没有像其他更激进的人物那样抨击“体制”，而是寻求改变国家的政治文化。他独特地融合了两条线索:将新的全球意识带入主流话语，并将其与国内的民权问题联系起来。影响是真实的。

15年前，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博士曾因批评越南战争而被指责没有“坚守自己的立场”。如今，杰克逊和金博士所在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的领导人前往贝鲁特，与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会面，谴责美国对巴勒斯坦领导层的“不对话”政策。他们以道德权威发言，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的歧视，以及美国对拉丁美洲压迫性军事政权的支持。

James Zogby报道

杰克逊在1979年对巴勒斯坦人权运动(Palestine Human Rights Campaign)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我们国家的态度必须从‘优越于人’转变为‘与人同等’……如果我们一定要优越，那就必须是在生产力和同情心方面……绝不能蔑视他人，无论是特定的种族、宗教还是经济阶层。”

杰克逊更进一步，将美国外交政策的错误重点与被忽视的国内需求和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多数民主党人将自己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局限于安全的讨论领域:苏联不好、伊朗不好、北约好、以色列好，或者在安全和军事开支问题上只落后共和党一步，而杰克逊对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的看法要广泛得多。

在同一次演讲中，杰克逊表示:“黑人在外交政策上的贡献可能是我们最杰出的贡献，这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作为奴隶被带到这里，违背了我们的意愿……(这)将使我们对世界各地其他人的痛苦和苦难产生共鸣，并使我们与地球上受压迫者产生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我们要对美国说: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加入人类大家庭。”

他前往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挑战公认的规范，促进和平，谈判囚犯释放，推进善意。他明白，归根结底，安全不是靠谁拥有最多的炸弹来保证的，而是靠努力减轻不公正和剥夺。

当我陪伴他时，我可以看出他在开罗、科威特或耶路撒冷就像在芝加哥或阿巴拉契亚的贫困城镇一样自在。

因为，正如他所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富裕，白人，男性，不会说英语，他呼吁一种新的外交政策，承认人性和所有人的需求。

他提出的原则是:尊重国际法和人权;结束双重标准;支持被压迫和被殖民人民的自决;以及对经济和人类发展的投资。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从未表现出一丝辛酸或愤怒。相反，他提出了对正义与和平的原则性承诺。这种道德挑战和全球意识使杰西·杰克逊的贡献独一无二，现在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