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在我国对外开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从省级到市级乃至县级，地方政府纷纷积极布局，依托各自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寻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契合点，拓展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在提升当地开放水平、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贡献力量。
这些年来，不仅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力度不减，中西部地区也从开放末梢变前沿，而且在我国不断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地方经贸合作也呈现出“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制度型开放与要素型开放并重、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重等特点。近期相继举办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中国—中亚峰会、中关村论坛等国家级重要活动，更是为地方多领域经贸合作提供了平台，为各地今后更好推进对外开放树立了样板。目前来看，我国地方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呈现出以下趋势：
元首外交引领。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外交规划了顶层设计，明确了使命任务，作出了战略部署。元首外交引领着中国外交，推动我国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这为地方经贸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例如，中国—中亚峰会的成果清单，就为中国同中亚五国经贸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各地方与中亚国家开展多领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指引。
国家机制搭台。从目前情况来看，地方举办的经贸活动上升为国家级活动的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地方经贸合作将越来越多地获得国家的支持。例如，云南承担着澜湄合作的重任，澜湄合作博览会暨澜湄合作滇池论坛这一重大活动就落户云南；中国东盟合作日益频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地，广西在其中受益匪浅。
区域特色支撑。以上所说的云南、广西的地方经贸合作的重点都是缘于其区位优势，这也算是区域特色的一种。还有的区域特色在于独特的文化，例如，宁夏作为回族自治区，与阿拉伯地区国家在各方面联系有优势，于是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便落户银川；也有的区域特色在于其产业发展，例如湖南制造业发达，而非洲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双方供需对接有较大潜力，于是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便应运而生。
国际通道链接。近年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使得中国内陆地区形成几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陆港城市，成为内陆开放枢纽。随着我国铁路网的日益完善，在之前陆港城市的示范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都接入这张国际铁路网，使其产品和服务都能链接到国际市场当中，形成以点带线、由线带面的发展势头，为我国地方开放发展打通任督二脉。
开放平台赋能。目前，我国已经构建了覆盖东中西部的开放平台网络，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综保区、保税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各类园区成为地方开放发展的重要平台。这些园区在促进外贸进出口和双向投资发展的同时，还与国外园区、我国企业建设运营的海外园区加强了互动，进一步夯实了这些地方与外方的关系，为我国经贸合作筑牢了根基。
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站在新起点上，我们不仅有必要总结过去地方经贸合作的成果和经验，更有必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地方经贸合作的趋势，弥补其短板。从目前我国面临的环境来看，地缘政治动荡、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我国对外经贸发展，加强地方经贸合作成为破局的重要一招；从更长远的目标来看，地方的对外经贸合作又有助于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此，地方经贸合作在把握以上五个特点的同时，还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持续发力，为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注入地方新动能。
一是站在全国角度来获取经贸合作新定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地方开放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从以往经验来看，一个地方找到国际循环中的定位并不难，难的是在国内循环的定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地方要破除地方壁垒，避免产业“大而全”的恶意竞争，找到该地在全国产业链的位置，进一步发挥本地产业优势，营造产业生态，围绕优势产业做好“走出去”与“引进来”，从而塑造出国际经贸合作的新优势。
二是为我国制度型开放探索作出来自地方的新贡献。目前，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建设已经取得优异成绩，我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成果呈现出碎片化、微创新等特征，还需要在战略性、引领性等方面持续发力。这就需要各自贸试验区结合当地产业特色或区位优势，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为自贸协定谈判贡献地方力量，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