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
职业足球运动员杰斯·麦克唐纳(Jess McDonald)在成为单亲妈妈的头五年里被交易过六支球队，这让她很难在新城市找到托儿服务，更不用说负担得起了。她和当时8个月大的儿子经常被迫与队友共用一个酒店房间，有时她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儿子一起训练。
“如果我打了一场糟糕的比赛，你知道，我的孩子有时会因此受到指责，就像，‘哦，你的孩子晚上睡得很晚吗?’”这位美国女子国家队队员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篮球教练查利·特纳·索恩在没有休产假的情况下生了三个孩子。纽约自由队主教练、前WNBA球员桑迪·布朗德洛承认，如果她怀孕，她将面临困难，她等到38岁退役时才生孩子。
在第一个女子职业体育联盟WNBA成立以来的27年里，这个行业一直充斥着薪酬差距、骚扰和欺凌，而兼顾为人父母和职业体育事业的需求只是女运动员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
这个问题在赛季开始前再次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当时WNBA球员迪丽卡·汉比(Dearica Hamby)说，她因为在赛季期间怀孕而受到教练的骚扰。
拉斯维加斯王牌队的教练贝基·哈蒙，联盟的重要人物之一，六次入选WNBA全明星，否认欺负汉比;她说这名球员没有被交易到洛杉矶火花队，因为她怀孕了。她说，这笔交易“完全是为了腾出资金签约自由球员”。
不过，哈蒙说，她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她曾经问过哈比怀孕的问题，她表示，WNBA“关于怀孕球员的规则，以及在一个组织内的表现”必须更好地定义，让人们明白如何平衡家庭和保持职业体育生涯。
女性从来没有因为怀孕而被正式禁止参加WNBA;事实上，1997年与联盟签约的第一位球员谢丽尔·斯沃普斯(Sheryl Swoopes)在签约时就已经怀孕了。但这些年来，怀孕的运动员遇到了来自联盟、教练、队友和赞助商的各种态度，从矛盾到彻底的敌意。
就在2019年，奥运会选手艾莉森·菲利克斯和卡拉·古彻公开反对耐克削减她们的工资，然后又因为怀孕而解雇她们。职业女子联盟花了数年时间才为她们的运动员提供平衡家庭和职业义务所需的支持系统。
上周宣布自己第二次怀孕的麦克唐纳说:“从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如履薄冰。”
麦克唐纳说，2012年的时候，她一直训练到分娩前两周;直到去年，联盟的球员才得到带薪产假的保障。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索恩告诉美联社，她曾经在生完孩子两天后就回去工作了。
索恩说:“你知道，就人们理解他们必须支持妇女权利而言，我们比20年前领先了好几光年。”尽管如此，“作为运动员、教练，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在生完孩子后马上回到工作岗位上，你还是有压力的。”
根据WNBA最新的集体谈判协议，该协议于2020年获得批准，联盟成员在休产假期间获得全额工资，尽管每个球员都必须单独协商她的假期长度。在赛季期间，有13岁以下孩子的球员每年可以获得高达5000美元的托儿费，以及一套付费的两居室公寓。
少数打了8个或更多赛季的优秀、资深运动员每年可以报销高达2万美元的费用，用于收养、代孕、卵子冷冻或其他生育治疗的直接相关费用。每位选手的奖金上限为6万美元。与其他行业相比，这是一个包容LGBTQ+运动员的进步产品。
“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索恩说，但她补充说，联盟在支持成为母亲的运动员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曾四次入选WNBA全明星的布里安娜·斯图尔特(Breanna Stewart)说:“总会有这样一个小星号，即必须在你服务的第八年之后才能获得”生育福利。斯图尔特效力于纽约自由队(New York Liberty)，和妻子有一个两岁的女儿。斯图尔特的妻子现在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斯图尔特说，托儿津贴不是免费发放的，除非有所回报:她说，她和其他球员必须提交尿布和保姆等必需品的明细收据。“如果你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斯图尔特说。“你必须去发发票，这比看起来要复杂一点。”
面对这些挑战，许多像Brondello一样的体育女性决定在退休后要孩子，或者完全放弃做父母。
“女运动员不应该因为想成为一名运动员而放弃做母亲，”波士顿的运动医学医生、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会女性健康工作组联合主席凯瑟琳·阿克曼(Kathryn Ackerman)博士说。
阿克曼说，人们担心，当女运动员为人父母时，她们可能不那么重视自己的运动员身份。她说那是谬论。
记录册上充满了女运动员成为父母并继续在最高水平上表现的例子。
前网球明星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在怀孕约8周时赢得了一个著名的大满贯。职业游泳运动员、跑步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都曾在怀孕期间参加过比赛:沙滩排球运动员凯莉·沃尔什·詹宁斯甚至赢得了奥运会奖牌。
阿克曼说，母亲“通常是更好的运动员，因为她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她们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它们甚至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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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篮球记者Doug Feinberg在纽约对这篇报道有贡献。
